從一個群體的分流看宣教事工的走向

溫州是浙江省的一個城市，地處東海之濱，又與綿延不斷的群山成為一體，因此，它被稱為沿海城市，同時又被稱為山高皇帝遠的邊遠城市。這種較為兩極化的生存環境，塑造了溫州人的雙重個性：他們既有大海的秉性，勇立風頭浪尖，又受大山的圍困，渴望遠走高飛。

溫州人被稱為 「東方的猶太人」；溫州教會被稱為「中國的耶路撒冷」；溫州基督徒群體在全國各地居住並建立教會，如同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國，並服侍百姓；溫州人分散到全世界，如同猶太人散居在全世界；但溫州人同時也在全世界各地負起了傳福音，建立教會的工作。

溫州的宣教運動與經濟模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，溫州教會的宣教步伐伴隨著經濟的起飛而不斷擴展，當然，這種宣教運動並不是經濟的附庸品，因它穿梭在每一個分流的群體之中，比如，學生群體、民工群體、移民群體等，福音隨著這些群體的腳步，每到一處必然會結出絢麗的奇葩。近年來，溫州有部份教會已逐漸重視宣教工作，也有宣教神學院訓練培育未來的宣教人力，相信不出幾年，溫州教會將會從「中國的耶路撒冷」轉型到「中國的安提阿」。

一、溫州教會的歷史源流與佈道、宣教的傳統
福音兩次進入溫州，第一次徹底失敗，第二次在1951年告一個段落，真正的復興之火卻是在文革中點燃。

1、元朝：也里可溫傳入溫州
基督教傳入溫州，有據可查的當始於元代。據《元典章》中的一段記載，在大德八年(1304年)，溫州曾發生「禁也裏可溫」一事，可見當時的也裏可溫教在溫州已經大有權勢，且能夠與傳統的佛、道思想「侵奪管領」，此種影響並非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。不過，隨著也裏可溫被驅逐出境，他們在溫州的發展也宣告結束，最終絕跡於溫州。

2、清朝：新教傳入溫州
1867年，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（George Stott）把福音傳入溫州，他是溫州近代基督教拓荒佈道的第一人。曹雅直通過辦學、辦醫院等方式，把福音傳給溫州人。此外，也有循道公會的傳教士來溫州宣教，其中最為有名的是蘇慧廉（W.E.Soothill），他於1882年到達溫州，他僅用半年的時間學會溫州話，並用溫州話講道。通過眾多宣教士的努力不懈，截止到1949年，溫州地區已有七萬多名基督徒，占全國基督徒總人數的十分之一，占全省基督徒總人數的三分之一。

3、中華人民共和國：本土教會崛起
1959－1961年，被中國政府稱為「三年自然災害」時期，全國共有3200多萬的人口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。1959年，也就是「三年災害」的第一年，溫州被稱為全國唯一的「無宗教區」，宗教活動被徹底禁止。1961年，也就是「三年災害」的最後一年的正月，溫州市區第一個家庭教會建立，這是在實施信仰打擊之後所結出的新果子。在連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艱難時刻，溫州家庭教會卻悄然誕生。當時，教會熱衷於傳福音，一個本地化的「佈道模式」也便應時而生。

1970年，溫州市教會（聯會）正式成立，時值文革中期。從行政區域而言，溫州市教會包括五縣一市，它是溫州教會歷史上最為合一的教會。改革開放後，溫州教會藉著相對寬鬆的政策環境，開展了較大範圍的本地佈道運動，並且，隨著大量基督徒的外流，福音也隨之走向了全國各地。這些出去到外地的基督徒，有做鞋的，有理髮的，有彈棉花的，有賣電器的等。如果說，在1985年「溫州經濟模式」就已經形成，那麼「溫州宣教模式」的形成絕不會遲於這個時期。當然，這還不包括海外溫州基督徒所展開的宣教活動，比如，巴黎的一些溫州教會，在廿世紀60年代就已經建立，這些教會成了當地較為早期的華人教會。

二、溫州基督教信仰與經濟崛起的內在因素
1、基督教信仰對“企業文化”的影響
這幾年來，建設「企業文化」成為溫州政府的口號。一個企業有了自己特有的文化，即表示有自己的精神、理念，以及多年沉澱下來的企業「遺產」。因此，幾乎每一個企業都開始了這項運動。基督徒企業家則理所當然地在企業中注入信仰的因素。

這首先體現在企業的名稱上，比如，在溫州有神力集團、神恩電器科技有限公司、伯特利閥門公司、迦南鞋業……其次，體現在企業管理之上，幾乎所有的基督徒企業家都會把聖經的教導寫進企業的章程，或是寫進員工管理條例之中。其三，很多企業家喜歡把屬靈的標語放在自己的辦公室內，比如：「基督是我家之主」，「以馬內利」，「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。」這些標語無疑成為了福音的見證。

2、基督徒員工的“福音團契”遍地開花
上世紀90年代的中期，溫州就開始了「福音團契」的事工。譬如，在永嘉的橋頭，樂清，里安，以及溫州市區等地都建立了專門向企業員工和民工傳福音的教會。有的是在企業內部組成教會，有的則是在教會裏面向工人傳福音。很多企業在招工的時候，讓基督徒優先錄取。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在工廠內遵紀守法，他們成了企業的一個穩定因素，因此，有非基督徒老闆也願意開放自己的工廠，讓基督徒進去傳福音。

3、基督徒商人對社會的回報與貢獻
建教堂，幫助教會買新聚會場所，這是基督徒老闆一件常作的事情。筆者熟悉不少的老闆，他們不僅幫助教會，也幫助社會上很多失學兒童、孤寡老人等。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8級地震之後，作為溫州教會的「先遣部隊」，基督徒企業家團契最先進入災區，並帶去了災區急需的物資和錢財。

筆者認為，基督徒企業家對溫州帶來更大的貢獻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回饋，以及物資的奉獻上，他們更體現在對社會風氣的改變之上，這對溫州的文明建設來說，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

因此，溫州經濟模式與基督教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。溫州與蘇南、深圳合稱中國三大經濟模式，從外表來看，似乎很容易區分：溫州是「自費改革」，一切私有化；蘇南是「混合經濟」，公家私人各占一半；深圳是「國營經濟」，全部由國家投資和看管。但是，真正認識和瞭解這三種模式背後所深藏的不同精神的人，他必然會知曉溫州經濟模式與基督教信仰有著不可脫離的關係。

三、溫州人的重商傳統對宣教的積極影響
溫州人自古以來就重商，因此就有了「十個溫州九個商，還有一個是會計」的美譽。1876年9月13日，中英簽訂《中英煙臺條約》，溫州被開闢為通商口岸，第一代移民隨著商船到達歐洲。1905年里安人胡國恒隨其舅父到歐洲販賣青田石雕，這是溫州人首先在歐洲開始所謂的「經商」。

2004年，CCTV評出十大「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城市」，溫州與成都、大連、東莞、杭州、青島、深圳、瀋陽、蘇州、無錫並列，評委會給溫州送上這樣的頒獎辭：

「這是一個善於分工也樂於使用合力的城市，一個喜歡以小見大更會以小搏大的城市，一個懂得無中生有的城市。她在創造價值的同時，也創造著生機勃勃的經濟模式。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領跑者，她清晰的腳印讓人們感受到民間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。」

筆者為溫州商人找出幾個明顯的特徵：
1、勇於冒險，敢為人先
有老鼠的地方，就有溫州人。這話一點不假，據說，當年第一個進入北朝鮮做生意的就是溫州人。溫州人無法苟同「安於故俗，溺於舊聞」的理論，他們吃苦耐勞，善於變通，勇於探索。因此，他們的足跡遍佈全世界。

2、善於觀察，以小見大
他們有著極其敏銳的洞察力，隨時發現好的商機，在別人尚未意識到的時候，他們已經進入新市場。在工作上，他們願意從最小的事情做起，比如開一個餐館，開一個批發店等，然後把企業做大。

3、精於分工，樂於合作
溫州人移民海外，常常會以滾雪球的方式，把一個個親屬帶到海外，然後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中做工。在本地做生意、做企業的也是如此。因此，溫州以家族企業為主體，全家人在企業中會扮演不同的角色。

4、強于推銷，建立網路
一個推銷員必須能說會道，也要有一張厚厚的臉皮。在溫州，有十多萬的推銷員穿梭于全國各地，僅僅樂清柳市的電器推銷員，其人數就不下5000人。

溫州宣教模式與經濟模式有很多的相似之處。以上四方面的特點，幾乎都在宣教事工上重現。

四、溫州人群體性分流的形成因素與宣教的成效
溫州商人是最為顯著、最為耀眼的群體。這群人改寫了溫州的歷史，把「溫州」從地理觀念轉化成一種文化，一種精神。從宣教學的理論來看，「商貿宣教」是一種新的策略，甚至有學者指出，「下一波的屬靈復興可能透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商界興起。」不過，在商人之外溫州還存在不同的流動群體，他們在宣教上也大有貢獻。筆者從四個歷史階段來粗略地給予劃分。

1、廿世紀七十年代，謀生群體——從“貧民”到“逃民”
溫州原本土地肥沃，物產豐富，又被譽為江南的「魚米之鄉」。然而，經過1949到文革的折騰之後，溫州陷入貧困之中，有三分之二的溫州人處在貧困線以下，成為當時中國最為貧窮落後的地區之一。

當時，溫州卻無法獲得國家的撥款投資，曾有人這樣描述溫州：「50年代的海防前線，60年代的武鬥火線，70年代的投資短線。」此外，在溫州有一句俗語，它表示要從溫州到上海，只有「水路」一條，即坐24小時的輪船。溫州方言中的「水」和「死」同音，因此，溫州人形容自己只有「死路一條」。交通的落後嚴重的阻礙了對外經濟的發展，因此，溫州人喊出了「砸鍋賣鐵也要建飛機場」的夢想。1990年7月12日，大部分由私人出資建設的飛機場終於投入使用；1998年6月11日，由私人投資的金溫鐵路正式開通；2001年12月25日，同樣由私人注資的溫州甬台溫高速公路全線貫通。

因此，20世紀70年代溫州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。在生存受到威脅的情況下，溫州人選擇了離鄉背井。他們到全國各地去謀生：彈棉花、開髮廊、修皮鞋、配鑰匙、磨豆腐、做木工、刷油漆、擺小攤等，別人不願意做的，他們都要做。故此，有人稱這一輪的經濟為「草根經濟」。

「草根經濟」帶動了「草根」信主。筆者熟悉的一位弟兄，全家都搬到了吉林省的延吉市，他們在那裏一住就是十幾年，他們不但彈棉花，而且還在當地建立了教會，並成為教會的領袖。

2、廿世紀八十年代，經商群體——從「遊民」到「豪民」
由於溫州遠離杭州、上海等中心城市，所以，商機有限。改革開放後，精明的溫州人看到「流動攤販」無法形成大氣候，於是開始做大事，辦企業。當時，政府對於「資本主義經濟」有十二分的敏感，因此，溫州人的創業行為被視為犯法，甚至有些在外地發展得很不錯的企業，因為政策的緣故，只好打道回府，損失慘重。1987年9月18日，中央政府終於給溫州批了一個「溫州試驗區」的名號，溫州人的創業才得到肯定。

這時期出現了大量的、優秀的基督徒企業家和商人。無論是紮根在溫州，還是「遊蕩」在全國各地，他們幾乎都成了贏家，累積了不少的財富，用當時的話來說，就是成了暴發戶。值得欣喜的是，這些基督徒在創業的過程中從沒有忘記過主耶穌的「大使命」，就算在擁有了財利、名譽和地位之後，他們仍然熱心福音事業。筆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來自樂清的商人，他也是一位全時間服侍當地教會的傳道人。這位弟兄非常的愛主，他願意撇下很有前途的電器批發工作，讓太太在家裏接電話，並請人把貨物送到客戶手中，而自己則成了走南竄北的福音使者。

另外，80年代也是溫州人移民歐洲的一個高峰期。1985年前後，溫州人大量進入巴黎第10、11、19、20區，形成了「溫州村」，他們多數為里安麗嶴鎮人，鎮上除了老小，幾乎全部去了法國。這相當於溫州人把一個鎮都搬到了法國。在義大利，溫州人開的餐館遍佈每一個小鎮。在荷蘭，有2400多家飯店是溫州人開設的。這些飄洋過海的基督徒同時也把信仰帶到了所到之處，非常有趣的是，已經定居歐洲的一些年輕姊妹會特意回溫州物色郎君，然後帶到歐洲結婚，而所物色的物件90%以上為傳道人，這些傳道人到歐洲成婚後就加入當地教會的侍奉之中，成為教會的領袖或是牧者。

3、廿世紀九十年代，學生群體——從「農民」到「俊民」
高收入導致了溫州企業家的價值觀產生了改變。十幾年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和商人大都是農民和小市民，他們當中絕少有大學畢業的，不客氣地說，小學水準的絕對超過50%以上。拼搏多年之後，他們覺悟到知識的重要性，所以，他們開始重視教育，他們把自己的未來都寄託在孩子的身上，希望下一代從「農民」翻身成為「俊民」，於是，就產生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「學生潮」。這些學生要不就是到溫州以外讀名校，要不就是直接出國留學。
「學生潮」是一場鋪金運動，要想有出息，就需要用錢來鋪路，近者要從溫州「鋪錢」到杭州，遠者要「鋪金」到北京，更遠者要「燒錢」到歐洲、美國等地。然而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這些天之驕子竟然有著不一般的宣教熱忱，一場氣勢浩大的「學生歸主」運動在全國悄然展開。如今，沒有一所有名的大學是沒有學生團契的。甚至，連一般的地方大學都建立了團契。

4、廿一世紀初期，傳道人群體——從「小民」到「惠民」
不是說，之前的溫州教會沒有傳道人出去宣教。筆者的意思是指廿一世紀的頭幾年，溫州教會終於有了一場大覺醒。這場大覺醒使教會對宣教的態度，從相對被動轉變為積極主動，一批願意專門從事宣教的傳道人從教會中分別出來，他們當中有的正在接受宣教方面的專門訓練，有的已經踏上了移民宣教之旅，有的則已經在西藏建立了藏族人的教會。

2006年11月15-17日，「中國溫州•福音論壇」在溫州郊區舉行，會議旨在喚起教會對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，能將神給我們的異象與責任落實在時代和處境之中，凝聚共識，共同發展廿一世紀的福音宣教事工，為基督贏得更多的靈魂。會議在神的保守和眷顧之下圓滿地落下帷幕。

不僅如此，跨文化、跨國界的宣教運動也在某些教會中興起，里安某教會幾年前就開始培養宣教士要進入阿拉伯世界宣教。

五、溫州宣教模式的檢討與可持續性發展
任何一種模式都有其缺點，但任何一個缺點都可以修正。
1、兩點檢討
（1）以商人為主導的宣教模式的局限性
從一般的角度而言，經商是商人的焦點。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；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……。」（太六24）這種心靈的掙扎成了普遍的現象。教會若缺乏純粹意義上的宣教士，那麼，就會常常把宣教士定義在商人的身上，商人傳道人就會成為令人羡慕的身份，這對全職事奉者將會產生不小的挑戰和衝擊。更重要的一點，商人容易把「商業氣氛」帶進教會，類似於傳銷的事情也便隨之發生，聖殿變賊窩的現象或許近在咫尺。以此理推，出現「商品基督教」的局面也就成為可能了。

（2）門戶主義成為教會合一的破口
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，就是部分溫州人把福音傳到哪里，也很可能就把教會分裂到哪里。當然，這不是普遍的現象，但這與門戶主義思想有直接的關係。雖然溫州教會不分宗派，但是，神學取向的不同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「派系」。比如，里安教會大多走靈恩派路線，樂清教會大多走改革宗路線，這無形中就產生了張力。此外，溫州教會以「片」的方式來編排，一個「片」下面有很多個「點」，一個「片」就有一個「總會」。「片」與「片」之間不一定能完全合作，因此，同樣是溫州人，同樣在外面宣教，但最後所建立的教會就會屬於不同的「片」，假如在溫州的「片」與「片」之間本身就有嫌隙的話，那麼，在外地建立的教會不大可能會有很好的聯絡。這對宣教事工定會帶來負面影響。

2、兩點建議
同樣，筆者也提出兩點建議，希望能給教會一些提醒，使宣教事工能有持續性的發展：

（1）要避免把宣教當作炒作的機會
在溫州有一支「久負盛名」的團隊——炒房團，顧名思義就是炒作房市，他們用手中的資金把玩房價市場，害得普通百姓「望房興歎」。因此，全國各地屢有發生「驅逐溫州炒房團」的事件。同樣，宣教也要避免炒作，並要繼續發揚務實、勤懇的精神，決不能仿效河南某些教會的炒作方式，儘管他們把自己打入了國際市場，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和同情，但是，泡沫終究要破裂。

（2）要面對從「別具一格」到「三足鼎立」的格局
溫州教會有雄厚的資金，良好的聖經基礎，以及優秀的屬靈傳統，她一度被視為中國教會的中心，中國教會的耶路撒冷。然而，隨著新時代的來臨，溫州教會的「中心論」受到了衝擊，面對新一代教會的崛起，溫州漸漸失去應變的能力。部分夜郎自大的傳道人無視「時局」的轉變，仍然不思進取，而部分識時務的傳道人則發出了「溫州將走向新世紀之殤」的感歎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從「中心論」走向「三足鼎立」已成既定的事實。溫州要防止的是讓自己的地位降為福音的邊緣城市，乃至淪為平凡的、沒有作為的眾多城市教會中的一個。

那麼，這三足到底指什麼呢？關心中國教會發展的人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：「溫州——河南——北京」已經成為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的三大中心。當然，北京教會是年輕的教會，是正在崛起的教會，她擁有傳統教會所缺乏的知識，和社會地位，但她缺乏傳統教會所擁有的屬靈深度，和遍及全國的聯絡網。

假如溫州教會在未來的發展上無法挑戰自我，突破瓶頸，繼續以敏銳的洞察力去挖掘時代需求的話，那麼，她將會像河南教會一樣走向邊緣化。而異軍突起的北京，會在不久的將來取代溫州的地位，到時候，「耶路撒冷」轉離溫州的悲劇也便成為事實。

結論：
在2004年，「洛桑商貿宣教宣言」專案小組為商貿宣教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議，宣言的結語這樣寫道：「商貿宣教最終的目的是使神得榮耀。」 筆者相信，溫州商人的宣教行動同樣是旨在擴展神的國度，使神的名得榮耀。不僅如此，福音也隨著外出謀生群體、學生群體、傳道人群體等在異地開花結果。總之，溫州人的群體性分流與宣教運動有著無法脫離的關係。筆者深盼在新的時代裏，溫州教會能繼承過去的宣教優勢，並積極面對全新的挑戰，把宣教進行到底！

(作者為溫州人現正在神學院深造)

基本參考書目：
1、陳垣校補：《瀋刻元典章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出版社，第三十三卷。
2、溫克剛主編：《中國氣象史》，北京：氣象出版社，2004年第一版。
3、陳村富著：《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——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。
4、舍禾著：《我和民工有個約——溫州市城郊教會民工福音的評估與前瞻》，刊于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，第九期，2007年7月。
5、曹海東、紀莉著：《溫州人在歐洲》，刊於《經濟》期刊，2005年第3期。
6、陳俊賢、周星增主編：《溫州探秘》，人民日報出版社。
7、陳惠文主編：《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》，美國：大使命中心，2008年9月初版。
8、佚名著：《溫州人歐洲白手起家》，刊于《亞洲週刊》，2007年。
9、林安國著：《策者成——差傳策略實踐十三課》，美國：華人福音普傳會，2007年11月再版。